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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城

时间:2019-11-27  来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党史研究室

  高金城(1886-1938),出生于河南省襄城县麦岭镇高庄村。自幼家境贫寒,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高金城成长的年代正处于清末民初中国日益落后衰败、社会各类矛盾日益激化、人民日益贫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他亲眼目睹了生活在农村的劳苦大众常年辛勤耕种,收获的粮食除交地租和上缴皇粮后所剩无儿,再经过大小军阀抓兵派饷、逼粮征款,农民家中的粮食几近剥削殆尽。若遇到灾年,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冻饿而死者,比比皆是。尤其是灾年再加疾病传染时,老百姓因无钱就医,连饿带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死去。这一切使在幼年的高金城心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并萌生了济世救贫的信念。他下决心走出家门,走上社会,掌握一技之长,为帮助百姓解除危难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897年,年仅11岁的高金城在襄城县南关福音堂小学毕业后,进入南关福音堂医院做勤杂工。13岁时进入县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15岁进入开封教会福音堂医院勤工俭学。他为人诚实,做事认真细致,处事谨慎随和,与医院的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相处关系融洽。有一次他在打扫英籍教授房间时,拾到一枚金币,随即归还给教授,使这个外国医学专家对其忠诚正直的品德大加赞赏,并表示要手把手地把医疗技术传授于他。从此,高金城一边拜英籍教授为师,刻苦学习医术,一边为病人做护理及其他辅助性工作。

  高金城在开封教会福音堂医院学习5年,取得了正式的毕业证书。这时的高金城不但是一个对基督教教义理解颇为深刻的信徒,而且也是一位在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医生。毕业后,高金城返回襄城故乡的福音堂,一方面传播教义,一方面为家乡人民治疗各种疾病。

  1917年,远在甘肃省兰州市白塔山下的勃德恩教会医院,因医务人员紧缺,向河南教会求援。河南基督教内地会推荐了高金城。高金城得到通知后,欣然答应。他只身远赴祖国西北高原陇上,先在兰州教会医院工作,继而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酒泉等地,创设福音堂医院。当时的兰州及甘肃地区,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医务人员极其匮乏。一些百姓患上疾病后,只好求助于巫婆神汉。巫医们趁机勒索病人家属,利用迷信草菅人命。病人既损失了钱财,又耽误了病情,落得人财两空。高金城目睹此情此景,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他决心不能只坐诊等候病人,而要做一名济世救人的良医走遍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凉州(今武威)及河西走廊,为劳苦大众服务。

  此后,高金城带领护士和助手,肩扛手提着各种医疗器具和药品,走遍了甘肃各地。每到一处,他总是把传播福音和医治病人相结合,并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交往以便了解社情,体察民间疾苦。他在甘州、肃州等地,相继开办了福音堂教会医院,想方设法帮助培养大批医务人员。他对普通百姓的感情异常深厚,对贫穷病人的医疗费经常分文不收,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管吃包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他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在各阶层人士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高金城到甘州黑河上游一带的龙渠乡出诊时,发现当地农民饮水非常困难。了解情况后,他随即拜访当地的县长,反映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困难问题,建议动员民众开挖一条水渠,以解决用水困难问题。县长采纳了他的建议,组织当地群众捐款出工,凿山打洞修渠引水。几个月后,修通了一条数十里长的水渠。清澈的河水流入农民的家中和田地里,当地百姓给这条水渠取名“龙渠”,并给高金城送去了一幅“济世救人”的匾额。

  1922年,高金城曾受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邀请,到开封伤病医院担任院长。不久,因反对军阀混战,他又重返甘肃河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高金城再次受冯玉祥之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在此期间,高金城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清、吴波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些人的斗争过程和人生经历,对高金城的政治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高金城曾经诚恳地问浦化人:“我听说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请告诉我,共产党如何救中国?”浦化人知道高金城爱憎分明,有很强的民族气节,就把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将来中国革命的前途,详详细细地讲给高金城。高金城听得如痴如醉。以后,他逢人就讲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的出路和前途,以至一位朋友对浦化人说:“高先生到处讲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好像拿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高金城离开了第二集团军的后方医院,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该院是1921年由洛克菲勒基金创办的,是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拥有一流的临床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和医学科学家。高金城在这里虚心求教,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悍然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高金城积极参加北京协和医院战地医疗队,到上海救护伤员。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主义政策,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当高金城看到国民党对日妥协、抑制抗日、屠杀人民的现实后,愤然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协和医院,任药房经理。国难当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自己应该怎样选择人生道路?高金城在苦苦思索着,他的思想也处于急剧变化的阶段。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更加倾向共产党。他在北京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的住所,成了中共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也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曾屡次遭到警察特务的搜查。

  1933年10月,高金城的结发妻子武建兰不幸去世,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子女。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家庭和个人的不幸遭遇,困扰和折磨着他。为了摆脱种种痛苦,也为给自己找出一条出路,他决心第三次奔赴大西北的河西走廊地区。这年冬天,他将年幼的子女寄养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怀抱着造福甘肃人民的一腔热情只身回到兰州。

  从跟随冯玉祥离开平凉地区,到这次又返回甘肃兰州,高金城阔别他所熟悉的山山水水已经7年了。回到这里以后,他眼前的甘肃大地仍是百业萧条、民生困苦的景象,他心里感慨万分。于是,高金城在友人的帮助下,在兰州市租赁了一处闲置着的齐鲁会馆,经过简单的修缮后,挂起了“福陇医院”的牌子。在这里,高金城本来口碑就很好,人脉很熟,加上他思想开明,医疗技术精湛,为人乐善好施,慷慨大度,很快在福陇医院汇聚了一批医护工作者,“高大夫重回兰州开医院”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高金城虽然幼年就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层层忧患中,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少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危亡时刻所显露出来的冷漠,时时刻刻都在撞击着高金城的心扉,促使他对自己极端虔诚的基督教有了深刻的思考和重新认识。他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该以自立为主,不应该依赖于外国人。

  高金城的言行,引起了教会内部一些唯外国传教士为尊的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高金城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的教义和宗旨,如果不加以制裁处罚,必定会引起基督教内地会中外国牧师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甚至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他们除了围攻高金城有关宗教的言论外,还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密谋串通,对高金城进行各方面的刁难,横加排挤。如:以要对福陇医院进行“考核”和“注册”为名,企图迫使高金城的医院关门歇业。高金城在兰州遭遇了巨大的困难。

  高金城在第三次来甘肃前,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3年。他高尚的人品、精湛的医术、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尤其是对时局的关注和国家民族的忧虑,以及对中国前途出路的思索,都引起了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的关注和好感。1934年,高金城在兰州遭遇一些人的围攻和迫害的关键时刻,牟玉光辞去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工作,千里迢迢赶赴兰州,和高金城结为夫妻,做高金城生活中的伴侣、精神上的同志、事业中的助手。不久,牟玉光注册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妇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高金城来到兰州时,正是朱绍良为首的国民党极右分子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面对国是日非、民不聊生的局面,高金城异常焦虑,经常和朋友抨击时弊,公开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批评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高压恐怖政策。他的这些举动,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当作“不稳定分子”进行跟踪监视,多次被反动军警抄家。后来,虽然有牟玉光赶来协助,但福陇医院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西路军以两万之师同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沿祁连山激战4个多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监禁,或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幸存的战士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有的流落四乡。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组织部长张琴秋等一时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

  为了及早尽快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战士,1937年3月,谢觉哉奉中共中央之命,先行在兰州建立了中共中央驻甘肃办事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南汉宸、张文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营教工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南汉宸、张文斌组织得力人员迅速奔赴甘肃河西走廊。为加强营救的领导力量,1937年5月,张文斌、彭加伦奉命到兰州办事处与谢觉哉联系。经办事处商量决定,首要任务是通过甘肃地下党组织尽快找到一位在兰州和河西走廊各县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基础,而且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倾向于党、忠实于党、有工作能力的人员去营救流散在两北地区的西路军红军战土。兰州红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吴波认为高金城是比较合适的人选。高金城既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又是福陇医院的院长,其身份很适宜开展营救工作。于是,经吴波介绍,中共中央驻甘肃办事处与高金城取得了联系。当高金城得知中共中央委托他担当营救西路军红军战士的任务时,心情非常激动,欣然答应,并表示即使困难再大,也要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共产党员吴波是1928年在郑州和高金城认识的。那时高金城在冯玉样部队后方医院当院长。1936年冬,吴波在兰州因病住在福陇医院。因为他们原已熟识,所以在一起无话不谈。当时正值西安事变,高金城对吴波吐露了对时局的看法,表达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满。他希望西安事变后,在全国能出现一个团结抗日的局面,并希望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将领冯玉祥等,应倾力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与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如若达不到此目的,则倾向于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合作,在西北创造一个崭新的抗日局面。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高兴。西安事变初期,高金城由于痛恨蒋介石,竭力主张处决蒋介石以谢国人。后来,他得悉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又十分感动。高金城认为,中国共产党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光明磊落的革命风范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做到的。因此,高金城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他常说,我虽然是个基督教徒,但我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中共中央驻甘肃办事处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彭加伦、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见面,进一步商讨和研究去河西走廊的问题,并讨论了开展营救工作的具体方案和措施。之后,高金城经过简单准备,立即出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前往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8月7日,他到达张掖县,和被俘红军在张掖的临时党支部取得联系,以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开展营救工作。

  在临时党支部书记刘德胜等人的积极配合下,高金城以看病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他秘密寻找失散红军,传递消息,传达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关怀,传达谢觉哉和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通过与当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交涉,他营救出了一批批红军干部和战士,并收容和组织他们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而后转赴延安。高金城过去在甘、凉、肃地区传教、行医,当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人士与普通群众都很熟悉他。他便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以及地方绅土接触的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团结抗日救国救民的重大意义,建议释放红军人员共同抗日。同时通过和敌方军政人员的接触,探听失散红军的下落。因而营教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且富有成效。有一次,他得知地下党支部探听到张掖县监狱关押着红军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张玉清、惠子明的消息后,立即用米汤写成密信,连夜派人送到兰州办事处,由谢觉哉转报党中央,并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向马步芳交涉,营救出了4位红军干部。

  高金城千方百计营救失散在乡村民间的红军战士。他先后派医院的医生陈大伟、张明新等跟随被他营救出的红军女干部王定国去民乐、山舟、倪家营等地,以下乡看病为名,打听红军战士的下落,寻找失散红军人员。在高金城的努力下,先后找到了丁世芳、吴建初、李学如、周强、刘克先、彭永兴等200多名红军战士,并一一转送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高金城打听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队抓去的红军战士,有的被编到“补充团”修路做苦工,有的女战士被编到马步芳部队医院洗衣组和剪羊毛工厂做工,有的女战士被强迫嫁给国民党军官做妻妾的消息时,高金城便毫不犹豫地借治病的机会,深入敌营找到他们并通知和鼓励其想方设法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组织。还有部分被营救出来的红军伤病员,被高金城集中安排到福音堂医院进行治疗,待伤病痊愈后,再转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为了更加有理有力地开展营救工作,谢觉哉利用关系提请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高金城则充分利用其担任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广交各界人士,宴请地方官绅,接受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在他的建议下,还在大佛寺召开了民众抗日动员大会。高金城在讲演中,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战的意义。随后,他又以重新开办福音堂医院为名,索回了被国民党韩起功部队伤病医院占用的福音堂。高金城原在张掖培养的学徒,也纷纷回到福音堂医院工作,协助寻找流散的红军战士。他多次与流散红军临时党支部联系,向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传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和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以及党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为寻找红军失散人员,高金城不负党的重托,遍访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足迹踏遍祁连山脚下的龙躯、甘浚、倪家营,直至祁连山腹地的康隆寺等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的公开身份,做一些地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是争取到较为开明的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帮助,利用各种机会组织找到的红军流散人员返回兰州。高金城在张掖的福音堂医院,实际上已成为张掖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红军伤病员医疗站,中共河西走廊地下党组织经常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制定营救策略和行动方案。高金城还办起了一座孤儿院,专门收留流落街头的红军后代,然后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

  1937年9月,彭加伦电告高金城,张掖南山隐藏着很多红军战士,要设法营救。高金城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张掖,向国民党民乐县红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锋进行交涉,并派人携带200多张“红军已改编为抗日第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传单,向流散在红水区的红军战士散发。流散在此地的红军战士接到传单后,纷纷向兰州聚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予以妥善安置。高金城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冒着随时牺牲生命的危险,抱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在短短几个月里,先后搭救出了300多名被俘、流散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并一批批地把他们送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辗转回到延安革命根据地。

  西路军流散人员一批批地神秘“失踪”,引起了韩起功手下敌工处长的怀疑,他在福音堂周围布下了许多便衣,严密监控高金城及与其来往人员的行动。对此,临时党支部决定分批撤离。支部书记刘德胜撤离时,高金城帮他乔装后送到甘州城外。临别时,刘德胜对高金城说:“我这一走,是没有危险了,可你还是不安全呀!”高金城毫不思索地说:“这不要紧!好歹我身上还有几张皮呢,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你就放心去吧。”刘德胜紧紧握住高金城的手,说:“高大夫,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你个人对党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我会把你的一切告诉给组织的!”高金城沉思了一会,说:“你到了延安,请转告党中央,高金城要求参加共产党!”

  在福音堂医院工作的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因为经常外出,也受到了敌人的怀疑。敌人用逼王定国嫁给马家军一个军官的“通婚”计谋试探王定国。因为王定国是高金城从韩起功的剧团借出来的,高金城将计就计,先是让王定国答应婚事,并把王定国送还给韩起功,以麻痹敌人。第二天晚上,高金城让王定国溜了出来,偷偷地藏在运粮的马车上逃了出去,送到武威换乘汽车再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送走了自己周围的西路军战士后,高金城继续在甘州开展营教工作。11月9日,他在最后一次给谢觉哉的信中,报告了“甘州尚有三条驳壳(枪)应运回,南山还有点人不敢出来,甘凉一带流落的人还很多”。

  一天,韩起功司令部的一位处长刘光第以看病为由来到福音堂,冒着风险悄悄地告诉高金城说:“马步芳要密谋杀害共产党,他的名单上就有你的名字,你赶快离开这里吧!”高金城也知道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可是还有许多失散的西路军将士需要营救,如果离开这里,别人又不熟悉这里的情况。他对刘光第说:“我的根就在这祁连山下,哪里也不去!”

  此时,甘州城里风声正紧,出进邮件受检查,汽车站不售票,一些要道设了哨卡,便衣特务四处活动——敌人就是要切断西路军返归的一切渠道,同时搜集高金城通共的证据。

  面对这一危险局势,高金城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继续采取各种办法营救西路军将士。1938年春节前夕,又有19名在饥寒中难以继续隐蔽的伤病员,从祁连山中来到甘州城附近。高金城闻讯后,不顾一切地将他们收容到福音堂医院治疗。然而,这一切,都在敌人的监视之中。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凌晨四点,韩起功的中校副官马兆祥带着几个人,到福音堂医院找高金城,说:“韩师长得急症。请高院长出诊。”高金城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他趁收拾医疗器械之际,在房间里悄悄写下了一张纸条:“安排伤病员马上离开医院,先到民乐避风,然后设法转移到兰州办事处。”

  高金城随同马副官来到甘州大衙门街韩起功的住所。刚进门,韩起功就逼高金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高金城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韩起功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还嘴硬,你放走了多少红军!你当我是聋子瞎子?”并让手下人严刑拷打,要高金城交出共产党的名单。

  高金城此时已知自己的身份暴露,但毫无畏惧。他大义凛然,放声大笑道:“我生来就是共产党员,是专门与你们反动派作斗争的共产党员,和我联系的共产党员成千上万,我放走的红军也有成千上万,他们的名单都在我心中,你们永远也休想拿到!红军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外杀日本强盗,内惩反动分子,是顶天立地的巨人!”他指着韩起功厉声骂道:“你们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刽子手,是民族的败类,是国家的蛀虫,是人民的敌人,终将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韩起功被痛斥得恼羞成怒,遂使用酷刑逼供。面对一次次的酷刑审讯,高金城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表现出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最后敌人残忍地断其四肢,将他秘密活埋在甘肃省张掖县衙后花园里。高金城时年52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甘肃省民政厅批准高金城为革命烈士。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了“纪念高金城同志遇难14周年大会”。195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甘肃省委的报告批准追认高金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8年,国家内务部颁发了烈土光荣纪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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